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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9-10-07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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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摘 要】民族凝聚力是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是民族意识的主要组成部分。民族凝聚力对于民族的发展演进以及民族的自强、自立都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在民族发展的不同阶段又有不同表现,影响它的因素也在发生着变化。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民族凝聚力的体验与表现进行分析,论述影响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的因素。

  按照斯大林的论述,民族可以特指历史上在一定地域内形成的,并且有语言、经济和文化等特点的稳定的群体。作为人们共同体一种类型的民族,与其他人们共同体是有区别的。民族不同于种族,民族属于社会历史范畴。①民族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标志,也是一群人具有同一血缘关系的象征。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总将某民族看作活动的主体。总将民族与其成员一体化,将对民族团体的看法移情于每一所属成员身上,即将民族成员与所从属的民族融为一体。然而,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基本特征和内涵是有所变化的,斯大林关于民族的概念反映了在民族形成及发展初期的本质特征。没有民族共同体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社会生活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共同心理素质,民族很难形成乃至发展。

  伴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民族的演进,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也在发生变化。正如当代著名民族学家杨建新先生所指出的:“随着民族的发展,尤其是在民族的发展和繁荣阶段,民族文化、民族意识开始起较大作用。而在第三个阶段,即趋同和融化阶段,其基础不再是地域和社会,而主要是文化。一定程度上说,在这个阶段,民族共同体是一种超地域范围、超社会单位的共同体,文化在维系民族发展中起主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②

  心理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为民族心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民族意识构成中,民族自尊、民族凝聚力居于核心地位,民族凝聚力是构成民族意识的主要内容之一。民族凝聚力是使民族及其成员保持在民族群体内的向心力或合力,也称为民族内聚力。民族凝聚力是伴随着民族自身特征的形成、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意识的增长而得以形成与加强的。

  可以说,团体凝聚力是团体力量的关键,也是推动团体工作的动力。民族是一种大型团体的形式之一,我们将这个共同体称为族体,因此有关大型团体的一切原则一般也适用于民族族体。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弗斯廷格(L.Festinger)给团体凝聚力所下的定义,民族集团凝聚力应是使民族成员保持在民族集团内的合力,或是使人们集合在民族集团内的情感,确切地说,是一种使其成员对某些人,比对另一些人感到更亲近的情感。民族凝聚力是使民族兴旺发达的粘合剂,因此要想使民族兴旺发达,就必须提高民族的凝聚力。③从总的方面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于该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提高起着重要作用。

  关于民族凝聚力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涉及内容较多,我们从民族凝聚力的体验与表现以及影响民族凝聚力的主要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

  民族凝聚力有其内在体验形式与外在表现形式。内在体验是一种来自心理的内化了的反应,而外在表现则是内化认同的反映形式。

  应该说最早使用“认同”一词的是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在他的防御机制理论中指出:“认同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④并且他把认同作为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最早形式。民族认同感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在认知和评价上保持一致的情感,是一种族体意识,这种认同感往往会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同一民族成员常常受到共同的认同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不知不觉,甚至是“下意识”的或“不自觉”的。

  目前主要采用两种研究策略对民族认同进行研究,一种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策略,一种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策略。前者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或从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语言、宗教、习俗等的态度入手,大多运用问卷调查,了解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身份和文化的态度;或从个案研究入手,辅助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通过实物搜集以及对神话、历史传记、人物传记的分析来研究民族认同。后者从心理学视野出发,一般采用实验法和量表法,将群体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通过实验分别了解群体成员对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态度,进而探讨因果关系。⑤

  在民族共同体日常生活中,民族认同感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与沟通的需要,有助于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交往和互助。

  民族认同感在民族共同体发展中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即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民族认同感可以增强民族成员之间的联系,使民族个体之间能相互合作、互助,可以提升民族凝聚力,激发民族内在的动力,促进本民族协调发展。相反,民族认同感的消极主要表现在一些民族在某些方面的排他性以及盲从性。由于长期休戚与共的情感认同,当不同民族共同体之间或民族个体之间发生冲突时,已形成的心理感情的认同感往往会表现出情绪化色彩,甚至会用情绪代替情感,出现判断上的偏差和行为上的盲从,从而影响问题的解决,甚至还会影响民族之间的关系。

  如就价值观而言,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的人们共同体所共有的区分事物好与坏、对与错、符合与违背人的愿望、可行与不可行的观念。价值观是一个文化系统的基础,一种价值系统可成为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其核心内容是崇尚爱国主义,以维护祖国统一、抵御外来侵略为民族大义……。这种价值观念是被整个中华民族所认同的,渗透在每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之中。同时,“各民族在共同认同的价值观以外,还有着本民族的自我认同的传统价值观念,即由于传统积淀所负载的本民族的执著与信念。”⑥

  民族认同感是民族凝聚力的前提与表现,一个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是起于民族的认同感。

  群体性其实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属性,在高等哺乳类动物中我们也可观察到动物的群居性。人不可以无群,因为“落单”会使人感觉到安全没有保障。而只有在群体中才可以互相保护,生活得更满意。对于民族个体而言,这种群体性我们也称之为归属感。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分析,归属与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⑦有归属必然就会涉及到群体,而群体是多种多样的,共同活动的种类也是形形色色的,但是,对于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实践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这样的群体活动种类,其中参加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达到最大限度。可以发现很多生产群体,其中相互联系是以共同的目的为中介的,但活动的性质是个体的。这种活动从属于个别人物,整个群体和社会,这就是一种共同劳动。关于这种劳动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⑧

  形成相互作用人们的个性,其中也包括性格特点的一个因素。关于这一点鲁宾斯坦认为:“在长期交往中人们彼此的相互作用往往会在他们的性格上打下明显的烙印;而且在一些情况下似乎发生着性格特性的交换和互类似;由于长期共同生活,人们有时会具有共同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变得彼此相似”。⑨当交往者有很大的相互依存关系(如:父母—孩子)以及他们脱离社会环境而独处时,对性格品质的掌握就更为明显。

  研究隔离的独立群体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许多共同活动实际上是在脱离通常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探险、海船上的海员和宇宙飞船上的人员。群体隔离性、自主性的影响会由于物理条件的恶化而加强。紧张的因素起着双重作用:加强或削弱群体的团结。群体独立自主的程度可能表现在冲突情境中它的行为性质上。如果群体的自主性很高,冲突会“指向于”某个外部客体(例如,不属于群体的某个人)。在共同活动条件下冲突可能,例如,指向于仪器,如果群体把仪器评定为外部因素的话,群体自主性很差表现在成员之间发生的冲突上。⑩

  社会的隔离对于人自我感觉的作用可能比物理隔离更大。群体的自主性可能不仅是物理条件的结果,而且是内外社会心理条件的结果。这表现为一个协调一致的群体如果不得已而与其他群体、集体发生相互作用,有时会表现出自我中心的意向,表现出对“非本群体”成员的攻击性。

  对于个体而言,“落单”最易受别人欺侮,无论是对于个体心理的感受还是生存,群体的归属感对任何人都是相当重要的。群体一般只容许个人的攻击性向群体外的敌人发泄,而群体内的每一分子之间,是不容许这些恶意攻击性存在的。由于这种关系所以才造成彼此之间的内聚力,产生日渐庞大的群体力量或群体凝聚力,使对其群体有敌意的人物或集团不敢随便侵犯。正因为如此,人类在洪荒时期,才没有被野兽吃掉。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分化、融合、组成了大小不等的部落、部族、民族与国家。[11]

  以我国回族为例,作为我国第四大民族和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回族拥有860万人口(1990年统计)、一个自治区、2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以及为数众多的民族乡。“回族人把自己以清真寺(Masjid)为中心的聚居区称为‘哲玛尔提(Jamaat),’ 这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义是‘聚集、集体、团结、共同体’等,意译为‘寺坊’。寺坊是回族社会的基层宗教社区,除具有普遍社区的特征外,更多地依靠共同宗教文化的维系。

  就西海固地区而言,一个具体的回族成员个体总是归属于某个具体的寺坊(Jamaat),这个具体的寺坊或清真寺归属于某个伊斯兰教教派;另外,这个回族成员个体在更高的层次上认同于回族’以及普世性的伊斯兰教‘稳麦’。[12]在这个回族成员个体的现实生活中,‘稳麦’和‘回族’的概念是确定的,但也是比较抽象的心理上的归属,‘教派’和‘寺坊’则是具体而生动的。”[13]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影响民族凝聚力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有民族发展历史的原因,有自然地理环境的因素,同时还有宗教信仰等原因。这里我们对影响民族凝聚力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自然生态环境是民族生存的“土壤”,同时也是民族凝聚力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心理物理场。拓卜心理学家勒温从物理学上引用场的概念来说明人的心理生活,这就同物理学的场的概念有一定的联系。勒温在界定场的概念时曾援引爱因斯坦关于场的定义:“场是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勒温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在心理场中发生的。“心理环境是指被我们意识到的并对我们的心理事件实际发生影响的环境。”[14]自然生态环境的优劣以及民族对这些优劣条件的反应,不仅决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该民族开辟生存道路的勇气信心,影响对外部环境的抗争性格的形成。自然生态环境对民族精神的影响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有着较大的作用,而现代社会则因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结构的改变等原因,它的影响已日趋减弱。

  自然生态环境对各民族民族意识、民族群体人格的影响等问题早已引起西方研究者的注意。早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就自觉寻求形成人类不同种类、民族群体人格的原因。他们在早期进化论的启示下,从植物学、动物学的研究成果中受到启发:不同的地域、气候、土壤决定了动植物不同的生长形态、功能、特点。由此可以推论,自然生态环境是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的心理物理场。

  自然生态环境对民族意识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黑格尔指出:“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15]“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做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密切的联系。”[16]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条件“不仅制约着人们最初的、自然产生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制约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达或不发达”[17]。在黑格尔、马克思的“人与环境对立统一论”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十分突出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征服、改造自然的斗争精神,也就是人类争取生存而显示出来的抗争精神。在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中,“共同的地域”作为衡量构成民族的核心因素之一,可见共同的地域或民族生存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在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不可或缺的物质作用及心理功用。

  可以认为,自然生态环境是民族生存的物质基础与环境基础,是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的心理物理场。

  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不仅建立在成员的相互信任、相互平等、相互真诚的帮助上,也建立在民族成员的共同经验上。成员间的共同经验会使民族成员对同一事物产生共同的深刻的领悟和体验。成员间的共同认识和经验还会使成员产生同生死共患难的情绪情感。这一切最终会使民族成员形成互相亲和的需求与动机。这种需求与动机就是使民族成员互相帮助,紧密联系的内在动力,也是增强民族团体凝聚力的心理动力。

  拓卜心理学家勒温将他的生活空间概念应用于团体心理学中,认为“正像个体和他的行为形成‘心理场’[18]一样,团体和它的环境则形成社会场。社会行为既被看作是发生于现存的社会实体,同时也被看作是来自于现存的社会实体,例如,小组、成员,信息的障碍和通道。因此,团体行为决定于特定时间内现存的整个场的情景”[19]。民族团体的特点,决定于民族个体,个体的特点又由团体所维护与制约。个体作用于团体,团体制约着个体。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了一个具有动力特点的民族结构整体。这可用来解释许多民族极力维护本民族的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的心态,除了有民族独特的审美观与情绪情感的原因外,168本港台开奖现场,借此达到民族团体一致,维护民族凝聚力也是原因之一。许多民族的集会像传统体育竞赛、文娱活动及其他信仰集会等,无疑是实现民族认同、增加民族凝聚力的一些重要而有效的活动方式。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等。

  民族共同体在与社会与其他民族的互动发展中,要想实现一定的目标,竞争是必须的。但成员之间的竞争彼此必须是平等的,从团体的角度又必须是合作的,民族的发展是由这两种因素互动作用的,不断的竞争与合作是促进民族协调发展的内部动力之一。

  由此我们认为,民族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如在民族共同利益、宗教信仰,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是民族凝聚力滋生的土壤。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有过民族发展历史中的辉煌与骄傲,同时也在逆境中体验过挫折与失败。民族成员共同经历的这些荣辱使得民族共同体具有了较大的向心力,同时伴随着荣辱与共的强烈认同感情。在某种意义上,外部对手与敌人的存在,往往也是维持民族共同体凝聚力的因素之一。当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民族共同体内部的一切矛盾都会降低到次要的地位,这已经为国内外许多事实所证实。同时,一个民族在国家或世界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其威望越大,民族凝聚力也就越大。民族的威望是提高民族形象与民族自尊的前提和条件,它直接和民族成员的向心力相连。

  另外,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民族心理所承受的锤炼,民族成员之间也同时在相互作用。如;进行信息沟通可增强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情感,思想的相互理解,以及民族成员的一致性。特别是上下的沟通,可使成员产生信任感,自尊感,从而消除误解与猜疑,增强亲和力。我国许多民族有喜集会的情绪情感,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鄂温克等民族经常举行大大小小的各种自发的民族歌舞集会,这不仅为民族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提供了机会,也增强了整个民族的凝聚力。

  对于一个民族共同体而言,共同信仰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固化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有着共同信仰的人们,为了共同目的进行着协作与彼此间的激励。共同的信仰以内在和外在的形式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固化作用。

  在信仰体系中,宗教信仰是一种庞繁的信仰系统与社会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宗教意识以一种超越现实、超越俗世的“神灵”信仰形式,反映了不同信仰的民族对自然、社会及自身及其关系的认识。

  古往今来的众多哲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甚至神学家,都十分关注并力图探索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及自古以来广为流传的群体或个体的宗教信仰心理现象。对于心理学家们来说,他们所关注和探讨的是各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各个信教的人,在参与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中,所感受的宗教经验和宗教感情。每一个信仰宗教的人,除了接受某种宗教教义而外,往往或多或少地具有一种融汇宗教体验、宗教情感和宗教意志的宗教信仰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对于接受或强化宗教信仰具有很大的作用。对某些信徒来讲,宗教情感的感染,可能超过布道或诵经读经中灌输宗教信条的效果。而那些只在理智上相信宗教教义,情感上却缺乏宗教激情的人,不一定能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相反,有些人,他们不一定相信有人格化的神,只是出于传统的文化氛围或浓厚的宗教情绪的感染,他们也会习惯成自然地乐意去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常听人说,见到宁静肃穆的教堂,听到宏亮浑厚的圣乐,情不自禁地就会步入金碧辉煌的神圣殿堂。去过教堂的人即使不是信教徒也常常感到在教堂听诵经或听唱诗班唱歌人的心灵都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也有人在身处逆境,完全绝望与无奈之际,产生一种祈求神灵保佑的宗教需要。[20]

  我国的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其宗教教义及形式就将回族紧紧维系在一起。我国的云南是多民族的地区,回族形成的“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与全国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即除在腹地与聚居区与汉族、白族等共同相处外,还在边境及内地山区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混而居。然700多年来,云南回族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即使在汉族或其他民族的文化包围圈中也始终未被同化,这就是伊斯兰教的作用,无论是在内地的聚居区或是在边疆散居区都是如此;他们习惯于在回族群体内部顽强地进行宗教和民族意识的教育,把清真寺作为从事这种教育和共同议论民族大事的中心场所,这就使回族内部自然形成了包括管事、阿訇、乡老等参加的近乎于政教合一的民间管理体系,来管理和指导本民族内部一切事务,以此来抵御外界压力的渗透。因此,只要有回族人口居住的地方,无论人数多少,总要千方百计兴建清真寺;即使是无力建盖,也要到外地回族区捐款筹资,而各地回族均会尽力解囊相助,并将其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民族的凝聚力。伊斯兰教对回族在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际关系和心理素质等内核方面,都产生着决定性影响,清真寺自然成为维系回回民族发展的显著标志。[21]

  在一项对吐鲁番艾丁湖乡的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维族村民的宗教信仰又活跃起来,宗教对人们的影响较之以前大为增加。

  维族成年人多数都到清真寺里做礼拜,不少人还严格遵守斋戒规定,做礼拜事实上已成为村民凝聚力的象征。[22]

  可见,宗教习俗是宗教文化功能在人们生活习俗中的延伸,它体现了宗教的神圣和庄严,而其一旦演变为民族的生活习俗,就成为其民族生活的重要特点。回族与伊斯兰教密不可分的联系,早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历史已证明伊斯兰教是维系广大回族的重要纽带。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宗教信仰对民族凝聚力的固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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